法律代理纠纷近年来的讨论热度持续攀升，尤其在2023年《民事诉讼法》涉外编修订、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推进“诉源治理”与“总对总”在线多元解纷机制之后，代理关系中的权责边界、调解协议的效力认定、以及“打官司”与“调解”之间的策略选择，成为企业法务和律师同行高频关注的议题。表面看，这是一类传统的委托合同纠纷；深究下去，却牵涉代理权限、风险代理合规、调解自愿原则与司法审查标准的复杂交织。

值得注意的一个趋势是：随着律师代理费争议、风险代理条款效力、以及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“调解授权”纠纷的增多，法院对“调解是否真正自愿”“代理人是否越权”的审查日趋严格。本文以一起经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查的代理纠纷案为切入点，结合近三年行业讨论，尝试厘清其中的实务要点。

某科技公司（下称“A公司”）与某律所签订《委托代理合同》，约定律所代理其与B公司的股权回购纠纷一审、二审及执行程序，代理费采取“基础费+风险提成”模式，风险提成比例为实际回款的18%。合同同时约定：“律所可根据案件情况建议调解，但调解方案须经A公司书面确认。”

案件一审胜诉后，B公司提起上诉。二审期间，主审法官组织多轮调解。律所承办律师在未取得A公司书面确认的情况下，与B公司达成了以“A公司放弃部分违约金、B公司分三期支付本金”为核心的调解方案，并在调解笔录上签字。A公司得知后，明确表示拒绝追认，并向司法行政机关投诉。律所则认为，调解方案客观上避免了执行风险，且回款总额高于其内部测算的执行可得金额，符合A公司利益。

A公司随后起诉律所，主张其越权代理造成损失，要求赔偿。一审、二审法院均认为，调解协议虽由律师签署，但未经委托人书面确认，且调解涉及对实体权利的处分，超出授权范围，律所构成越权代理，应对A公司因此呢产生的合理损失承担相应责任。律所申请再审，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，代理人在调解中处分委托人实体权利，必须有特别授权；仅凭“可根据案件情况建议调解”的概括性表述，不能推定委托人已授予调解中的处分权。最终，再审申请被驳回。

这起案件的核心法律争议点在于：代理律师在调解程序中的权限边界究竟在哪里？《民法典》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，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，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。而《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二条明确，委托他人代为诉讼，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，且“代为承认、放弃、变更诉讼请求，进行和解，提起反诉或者上诉”，必须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。调解书经双方签收后即具有与判决书同等的法律效力，其中对实体权利的处分，显然属于“特别授权”范畴。

实务中，不少律师认为“调解对客户有利”就可以先行签字，事后再补确认。这种操作在司法审查中风险极高。法院关注的不只是结果是否“划算”，更是程序是否合法、授权是否真实。一旦委托人拒绝追认，代理人不仅面临越权赔偿，还可能触发律师协会的纪律处分。从行业角度看，这起案件释放的信号清晰：调解不是“打官司”的附属品，而是独立的争议解决程序，其授权要求不应低于诉讼中和解。

另一个值得企业法务关注的层面是风险代理与调解的交互。风险代理中，律师有动力推动调解以尽快实现回款，但若调解金额低于委托人的底线预期，即便回款速度快，也可能引发争议。因此呢，委托代理合同中应明确：调解方案的确认程序、风险提成的计算基数是否包含调解回款、以及调解不成时的后续策略。近三年，多地律协发布的执业风险提示中，均将“调解授权不明”列为代理纠纷的高发诱因。

从更宏观的视角看，“调解优先”的司法政策并未改变代理关系的法律逻辑。调解的自愿性原则，不仅约束法院和调解组织，也约束代理律师。律师在调解中的角色是“专业辅助者”，而非“实体权利处分者”。真正有效的调解，应当建立在委托人充分知情、明确授权的基础上，而非律师以“为你好”为由的代为决断。

对于企业而言，选择“打官司”还是“调解”，本质是商业判断与法律判断的结合。但无论选择哪条路径，代理权限的清晰界定都是不可省略的前置动作。对于律师同行，这起案件提醒我们：专业能力不仅体现在庭审对抗或谈判技巧上，更体现在对授权边界的敬畏与严守上。调解桌前的每一次签字，都可能成为日后法庭上的证据。

法律代理纠纷的解决，最终指向的是信任的重建与规则的明确。当调解与诉讼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选项，而是争议解决光谱上的不同坐标，代理关系的规范化，就成了保障各方权益的基石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每一起代理纠纷的妥善处理，都是对法治营商环境的微小但坚实的贡献。